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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世民的用人观,至今仍受用无穷

更新时间:2020-09-07

在职场中,时常有人感慨:混职场容易,混好职场很难。大部分人也都希望可以通过能力的提升,得到升职的机会。但是当一个好的领导,只需要提升能力吗?就像我们古代的很多帝王的成功,只有能力强吗?曹操能称霸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人;刘备能称王主要是因为他能听得进去劝告,能用“巧语”得到人才的忠心。

所以,作为一个好的领导,也需要具备管理团队的能力,既能处理好自己和员工的关系,又能选拔、用好人才。今天,以著名的唐朝CEO李世民为例,看看他是如何组建、管理团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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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重视“制度忠诚”

鉴于前代政治上的“私人忠诚”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,唐太宗在选官用人方面非常重视“制度忠诚”原则,即以国家利益为重,不徇私情。

贞观三年(公元629年),曾经是太宗为秦王时旧部的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,他求唐太宗看在自己曾是秦王府故人的份上免于处分,被太宗严辞拒绝:“我昔为秦王,乃一府之主,今居大位,乃四海之主,不得独私故人。大臣所执如是,朕何敢违。”

另一面则是他唯才是举,量能授职。如魏徵原本是太子建成下属,但是唐太宗见他才堪大任,便不计前嫌,委以重任。魏徵也不负其望,刚正不阿,敢于犯颜直谏,及时诤谏匡正太宗政令的误差,对贞观之治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02
不问出身,重视人才的价值

贞观三年(公元629年),唐太宗命令百官上书,议论朝政得失。中郎将常何向太宗提出了二十多条意见和建议,条条切中时弊。

常何本是一介武夫,不通经史,怎么会有如此高明的见解?太宗不解,便问常何。常何告诉他这都是家臣马周出的主意。

太宗立即召见马周进宫,由于相见心切,在马周未到之前,曾一连四次遣使催促。见面一谈,发现马周确有真知灼见,当即决定留在门下省任职,不久任监察御史,接着又提拔他担任中书舍人、中书令。马周见事敏捷,机智雄辩,谨慎周到,处事公允,深得太宗信赖和同僚们的好评。

03
用人如器,各取所长

在用人上,唐太宗还主张人尽其才、量才录用。他说:“人之行能,不能兼备,朕常弃其所短,取其所长。”

贞观名相房玄龄与杜如晦,是历史上著名的决策组合。若细数贞观时期的台阁规制、典章文物,就会发现多出自二人之手。房玄龄处事孜孜,恪尽职守,但遇事常犹疑不决;而杜如晦虽不善思想,但他分析周密,精于决断,二人性格行为互补,成为黄金搭档,号称“房谋杜断”。

戴胄不通经史,有人嘲笑他不学无术,但他为人正直,忠诚廉洁,办事公道。唐太宗就让他出任主管司法的大理少卿。在任上,戴胄公正执法,不阿权贵,政绩斐然。

贞观名将李靖可称文韬武略,出将入相。唐太宗让他统管重兵,战时御边出征,闲时入朝辅政,为政权巩固立下殊勋。

魏征常将谏诤之事视为己任,耻于君主不及尧舜,于是唐太宗任用他为谏议大夫,专门负责向皇帝提意见。魏征前后献言三百余策,其中多为太宗采纳。

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李靖等人共参朝政,取长补短,发挥各自优势,共同构建起大唐的中枢管理团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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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
选择人才不仓促行事,必须要接受考察

唐太宗用人,十分注重考核官员的实际能力和政绩。不论是科举、门荫、自荐等途径选拔出来的人才,以及现任的官员,在授官、晋升时,都要接受考察。

唐太宗不仅重视对朝廷枢要大臣的选拔和考察,而且对地方官吏的选拔和考察也十分重视。他认为“为朕养民者,唯在都督、刺史”,都督、刺史各掌管一个地方的军政大权,尤其需要选派称职的人。

鉴于此,他像记账一样,把全国各地都督、刺史的名字写在寝室的屏风上,并随时把他们的政绩和过失记在上面,作为职务升迁的依据。

05
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

对有大功而偶犯微过的人,唐太宗主张抓住主流,舍其支流,“唯录其功,不计其过”。

相反,对那些罪大于功的渎职官员,唐太宗从不因小功而舍大罪,坚决予以惩处。贞观二十年(公元646年),唐太宗派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天下,一次就处死七人,判处流放罪或罢免降职的数百人。由于唐太宗较好地运用了赏罚这个杠杆,因而赢得了大臣们的赤胆忠心,使许多人都愿为朝廷舍生效命。

毋庸置疑,唐太宗是一名成功的CEO和人力总监,他成功的用人和人才管理之道至今仍被后世学习效仿。提高领导力,组建高效管理团队,也要以史为鉴,领导者的首务在于重视人才,知人善任,使整个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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